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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国中文网站·我的爷爷:曾在日本洋行做情报工作的北满地下党
作者:匿名 时间:2020-01-11 17:23:04:

外国中文网站·我的爷爷:曾在日本洋行做情报工作的北满地下党

外国中文网站,文/李珺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每当看到媒体报道那些新中国成立前为国效力的功臣们戴上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颁发的勋章时,我就想起我的爷爷。我总是忍不住地想,如果爷爷能活到今天,哪怕他的党籍恢复不了,他也会十分欣慰的。

给大家先上一张俺珍藏了38年的合影,这也是我家仅存的唯一一张包含了三代人的全家福。

这张照片拍摄于1977年秋天,那年我6岁,是在淄博市博山一家公家开办的照相馆照的。照片的下半截,历经时间的风雨,已经斑驳难认,好在感谢上天,关键的照片上半部分人的模样依然清晰可辨。照片前排是我的爷爷、奶奶,后排是爸爸、妈妈,中间左侧是弟弟,右侧便是童心未泯的我本人。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经过十年浩劫,社会秩序处于混乱之中,一切百废待兴,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进行拨乱反正,到了1977年这会儿,一切逐步走向正规。我约略知道爷爷在数百里之外的博山工作,听爸爸说忙得很恨,这不,又两年多没有回家了。这年秋天,在鲁西北乡村当教师的父母,便决定趁学校放秋假之际,带着我和弟弟去博山看望爷爷奶奶。

那次的博山之行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现在想起来仍然那么清晰,仿佛就象昨天发生的一样,带给我的是满眼的新奇、惊奇和无尽的、甜蜜的回忆。我人生的很多第一次都缘于那次的博山省亲之旅。

在博山,我第一次看见了连绵不断的大山,这对从小生活在平原地区的我来说,有着无与伦比的视觉冲击,那连绵的山脉比我们村头的寨墙,不知要壮观多少倍;第一次坐上了吉普车,这在多年以后仍然是我令周围小伙伴们羡慕的资本;第一次进电影院里看了一场电影,影片好像是一个罗马西亚影片,叫做《回故乡之路》;第一次坐上了博山特有的日本人留下的小火车,第一次看见了巨大的厂房和厂房里那么多的“铁”的机器,第一次吃“菜花”这种菜(当时的鲁西北农村还没有“菜花”这种菜)。第一次在理发馆理发,我记得那时博山的理发馆很大,十几人能同时一起理发,理发时还得先买票排队。第一次去动物园,看见了很多只听别人嘴上说过的动物。我记得当时的博山动物园并不大,有猴子、骆驼、梅花鹿、狐狸、狼,稍有遗憾的是没有我从小害怕又向往看见的老虎。爷爷说,明年你再放假,带我去济南动物园看老虎。

博山是我从小见到的第一座城市,当时,在我的脑海里博山就是人间天堂,是天下最美好的地方,有那么多好吃的、好玩的,有那么多说不清的家乡没有的东西,爷爷真是太幸福了。城市——对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娃来说,像一个吸引力无穷的磁铁,深深地吸引着我幼小的心灵。我当时对爷爷说长大后也要到博山来工作,爷爷高兴地说,“好哇,不过天下真是大得很哪,怕就怕到时候你嫌弃这里小不肯来了哩。”爷爷领着我和弟弟逛遍了整个博山,满足了我俩的种种小愿望。记得当时我向爷爷要弹壳,说回去做“洋火枪”( “洋火枪”是当时鲁西北农村孩子们普遍玩的一种玩具),爷爷便领着我到了离他工厂不远的67军军部,要了一大包,足足有上千个,当时的高兴与满足之情至今都找不出恰当的语言来形容。你想想当时在农村,得到一个弹壳都十分困难,这数不清的弹壳对于一个只知道玩的孩童,该是一笔多么巨大的财富。离开博山时,爷爷送给我哥俩一人一个文具盒,说是托人专门从上海买的,希望我俩回去后好好学习。当时在鲁西北农村上学的孩子用的文具盒大都是铁皮制的,个头都很小。而爷爷送给我的文具盒是塑料的,又宽又大,盒的表皮画着小白兔、红萝卜,色彩丰富,温馨可亲。文具盒里面是双层的,这是一般同学的简易文具盒所不能比的。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一个超时代的东西。离开博山回到家后,我连文具盒的塑料皮包装也没舍得拆开,只在小伙伴们中间传看了一番,就又拿回家了,放在炕头妈妈的衣柜最底层。一直到了上了高中,才想起来还有这么一个宝贝,上学头一天,放到书桌最外边还是格外显眼,不时地引来四周同学尤其是女同学的目光。整个高中时代,我的文具盒在班里是一直如我的学习成绩一样,成为许多同学艳羡的目标。

据后来爸爸讲,那次在博山,一天夜里,爷爷把他叫到他的屋里,将他本人的过去给爸爸交代了个清清楚楚,也解开了困惑爸爸多年的一个谜,爷爷的身世之谜。

爷爷一生经历坎坷,15岁起就从鲁西北农村逃荒要饭到了东北的长春,开始在一家洋车行当学徒,后来靠拉黄包车为生。在拉黄包车的过程中认识了一位日本商人,那位日本商人看我爷爷人老实肯干,专门包了我爷爷的黄包车。后又收留我爷爷在他的洋行里打工。爷爷聪明好学,不光将他的生意照顾得好,还渐渐学会了日语,渐渐成了这位日本商人的得力帮手。“九一八”事变后,长春成了伪“满州国”的首府,并更名“新京”。用爷爷的话说,那时长春乱得很,各种军阀势力自立山头,与日本人一道欺压鱼肉百姓。

爷爷那时20多岁,血气方刚,对日本侵略者的恶行每每恨之入骨,无形中便接触了不少地下抗日组织,有老东北军的、有国民党的、有朝鲜人的、有共产党的。后来,爷爷在一位身为中学老师的山东老乡的帮助下,发展成为北满地下党外围组织的一员,负责收集日本人的情况。那位中学老师告诉爷爷,爷爷所在的日本洋行,实际是日本情报机关的外围组织,而那位日本商人则是日本的情报人员,所谓做生意只是个幌子,提醒爷爷以后在洋行里做事要特别注意,并利用好自己的身份收集各种情报。1935年春天的一个夜晚,爷爷在那位中学老师的介绍下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北满地下党的正式成员,先后为我党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1942年夏天的一天,那个日本商人带着我爷爷突然离开长春,来到了山东博山开采和经营煤矿。由于走得太突然,爷爷没有来得及同党组织告别。刚到博山时,爷爷怕暴露身份,未敢贸然与长春地下党联络人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安顿后,爷爷先后试着用各种方式与负责同他联络的地下党人联系,终因兵荒马乱没有成功,从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44年底,那位日本商人将煤矿交给爷爷后一夜之间消失,从此没有音信。

解放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爷爷不遗余力地多方向民政和地方党组织反映自己的情况,终因没有生存者能够证明他曾经是共产党员的身份而无法恢复党籍,虽然他提供的一些人名和事实得到了组织的肯定。因说不清的历史,爷爷在以后的多次运动中屡遭磨难。1979年春天,爷爷因病带着无尽的遗憾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70岁。爷爷去世前曾对爸爸留下遗言,说“没有恢复党籍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受我的连累,你也没能成为一名党员,爸心中有愧。但是,我们都要相信,这个社会不会永远这样,清者自清,我为党和国家做了工作,内心是无愧的、坦然的。我们的国家终会有走向政治清明的那一天。希望我的两个孙子能够考上大学,做个有知识、有文化、对国家有用的人,要永远跟着党走。”

值得欣慰的是,我和弟弟都先后考上大学,工作后也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各自的事业舞台上,打拼出了一番小天地,实现了爷爷终生未遂的心愿。想必,天堂里的爷爷,心中该了无遗憾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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